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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需求提前透支 新势力车企1月销量集体遇冷******

　　截至2月2日，比亚迪、蔚来、理想、小鹏、极氪等车企披露了1月销量情况。受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叠加新能源车“国补”2022年末退出，部分需求提前透支，2023年1月新能源车销量环比大幅回落。其中，零跑销量环比下降87%，小鹏销量环比下降54%。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国补”的退出，地方补贴或成为刺激新能源车消费的主导。同时，新能源车企降价，将带动终端销量增长。

　　销量环比回落

　　比亚迪、广汽埃安等传统车企以及“蔚小理”等新势力车企1月销量均环比回落。从造车新势力阵营看，“蔚小理”变成“理蔚小”。

　　1月，理想交付汽车15141辆，环比下降29%，销量超蔚来和小鹏之和。蔚来、小鹏分别交付8506辆、5218辆，环比分别下降46%、54%。

　　哪吒汽车交付6016辆，环比下降22.8%，超越小鹏位列新势力交付榜第三。哪吒汽车为2022年新势力销量冠军。

　　此外，赛力斯1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4885辆，环比下降70.6%，同比增长38.78%。

　　极氪和零跑下滑较为明显。1月，零跑共交付汽车1139辆，环比下降86.6%，同比下降85.9%。极氪1月交付汽车3116辆，同比减少11.7%，环比减少72.5%。极氪表示，经过21天停产升级，极氪智慧工厂已于2月1日复工。

　　传统车企方面，比亚迪和广汽埃安依旧保持较强竞争力。1月，比亚迪销售新能源汽车15.13万辆，环比下降35.7%，同比增长62.4%。根据乘联会预测数据，1月新能源汽车零售36万辆左右。比亚迪占据超40%的市场份额。

　　此外，广汽埃安1月销量依旧过万，达10206辆，环比下降66%。

　　车企“以价换量”

　　对于1月新能源汽车销量环比回落，业内人士表示，受补贴退坡和春节假期影响，1月新能源汽车销售整体数据弱于正常表现，但仍属乐观。

　　对于1月销量环比降幅较大的原因，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达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前期，新能源车型涨价过多，订单较少。而特斯拉等头部企业降价，消费者出现观望情绪。

　　业内人士表示，特斯拉、小鹏、赛力斯等车企采用“以价换量”的模式，有望进一步拉动2月销量。

　　赛力斯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1月赛力斯部分车型降价幅度达3万元。随着活动的持续，AITO问界系列车型的订单稳步增长。

　　2月2日，蔚来宣布降价促销，2022款ES6和ES8降幅最高超10万元。北京蔚来直营店的销售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活动从2月1日开始，不过优惠10万元的车型比较少。ES6和ES8裸配车型的优惠力度分别为5万-6万元、7万元左右，选配越多，价格越优惠。”该销售人员坦言，此举主要是为了拉动销量。

　　此外，广汽埃安和五菱汽车等推出了限时优惠政策。

　　东莞证券表示，多家新能源车企陆续宣布降价，有望刺激新能源汽车销量回暖。国泰君安研报显示，经济复苏和头部新能源车企降价策略一并发力，将带动汽车终端销量增长，2月会有所体现。

　　利好政策频出

　　近期，新能源汽车利好政策频出，部分城市延续此前促消费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延续实施新能源车置换补贴，2023年6月30日前个人消费者报废或转出名下在上海市注册登记且符合相关标准的小客车，并购买纯电动汽车的，给予每辆车10000元的财政补贴。

　　海通国际认为，各省市相继出台政策，如对上年补贴延期或推出新一轮购车补贴。2023年，地方消费补贴或成为刺激汽车消费的主导。华西证券表示，2023年车企将继续改善供给，多款重磅新品将交付，包括蔚来ET5猎装版、小鹏G7、理想L7等。新势力车企推出优质供给，交付量有望向好。

　　展望2023年，东莞证券研报显示，全球新能源车市场有望维持高景气度，预计全年销量增速虽放缓，但仍将实现快速增长。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